近日，网络上有个话题被人们广泛讨论，那就是南北差距的问题。

起因是快到年末了，全国各地都在公布前三季度的经济成绩单。

由于疫情的得到了有效控制，在世界一片哀鸿中，中国的 GDP 逆势增长。

如此成绩，固然可喜。但在一份榜单中，我们却发现了一丝危险的信号在 GDP 前十强的城市里，位于疫情中心的武汉，都抗住了最大的经济冲击，保住了前十的位置。

然而，曾经力压武汉的天津，却第一次意外地跌出了前十。

这也同时意味着，在全国经济前十强里，北方城市将只剩下北京一根独苗。





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，这个趋势尤为明显北方城市节节败退，南方城市不断超车。



如果按人均 GDP 来算，根据 21 世纪经济报道发布的中国高收入城市排行榜显示：以人均 GDP 达到 1.25 万美元为标准，23 座城市中，北方城市仅有 5 座。

即便是拥有行政力量中心的北京，近些年也尤为乏力，被无锡、苏州和南京赶超。





南北的经济差距，已经到了肉眼可见的程度了。



1935 年，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胡焕庸，曾在《地理学报》发表了一篇论文，名为《中国之人口分布》。

文章的末尾，他在中国地图上划了一条线，一头是东北黑龙江的瑷珲，一头是西南云南的腾冲，就是著名的 胡焕庸线。





这时，在胡焕庸线的东南边，国土面积占当时版图的 36%，人口占 96%；线的西北边，面积占 64%，人口却只占 4%，严重不平衡。



到 2010 年第六次普查时，东侧人口占 93.7%。70 多年间，国内经历了如此多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却仅仅减少了 2.3 个百分点。

不得不令人感慨，胡焕庸线的魔力。

胡焕庸线是两个世界的分界线，是边塞苦寒与田园风光的分界线，是干旱与湿润生态的分界线，也是农业与牧业生产区的分界线。

中国所有的一二线城市，几乎都在胡焕庸线以东。

到今天，在胡焕庸线内部，诞生了一条比胡焕庸线更重要的分界线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，在其团队已发布过十多次的《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》里，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：

北纬 31 度以北的大部分地级以上城市排名在下降，而北纬 31 度以南的地级以上城市排名在上升。





在中国的地图上，北纬 31 正好穿过长江流域。在倪鹏飞看来，北纬 31 就是一条中国城市发展的 长江防线。



过去长江防线侧重于军事战略，今天却变成了经济意义上的。

长江防线以北的城市，正在加速黯淡下去，而长江防线以南的城市，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机。





北方的掉队，实际上也就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。



在计划经济时代，北方靠着国家投资，凭着一个个大项目，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计划经济的惯性仍在，在消费、科技与互联网尚未爆发之前，北方依然可以用资源与政策优势，与南方一争高下。

直到九十年代末，北方的经济还热火朝天。

1996 年 7 月，中国电信国际计算机互联网济南网正式开通。而且，济南市还成为全国第一个电子商务试点城市。





三年后，马云、李彦宏等互联网新贵才开始他们的新时代的征途。



1998 年，位于青岛的海尔进入多元化发展阶段，通过持续兼并整合，产品已达几十个。

海尔对兼并的企业，输出自己的管理模式，用无形资产盘活有形资产，从而把兼并企业做强。海尔把这种被兼并的企业称为 休克鱼 。

凭借休克鱼理论，张瑞敏成为第一位登上哈佛讲坛的中国企业家。





1999 年，山东纳税百强企业出炉，位于东营的全国第二大油田胜利油田位列榜首。



在另一边，煤老板 已成了山西人的代名词，以煤炭为代表的资源型城市疯狂扩张，简单粗暴的致富模式，被称作 家里有矿 ，至今还在互联网上被常常用来调侃人。

那时，以香港为样板建设的大连，有 北方香港 的称号，工商业发达、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前十，是北方一颗冉冉上升的明珠。





不仅如此，北方城区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也明显多于南方，其中包括鞍山、抚顺、齐齐哈尔、包头、淄博等非省会城市。



现如今的厦门、苏州、宁波等南方明星城市，当时不过是城区人口几十万的中等城市。

改革开放前三十年，我国城镇化率最高的区域一直属于东北，直到 2009 年，才被东部沿海超越。

千禧年后，时代轰然变化，太平洋的风吹来，南北各自调转方向。

谈了十五年，中国终于入世。温州、东莞、佛山等一些普通小城，借助外贸的风口逆袭成功。





南北中国，也在时代的浪潮下转向了不同的方向。



1988 年 11 月 21 日，人民日报评论员吴国光去日本考察，在京都产业大学时，他被该校的教授小岛朋之问住了。

因为他的问题十分尖锐：听说贵国派了几个人到深圳特区给青年讲演却遭到拒绝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都很关注，请介绍一下。

小岛朋之所提到的事情，就是著名的 蛇口风波。





从 1988 年 9 月起，美国《纽约时报》《华盛顿邮报》《新闻周刊》广泛报道这次事件，大洋彼岸的读者们，读到了争论双方对特区发展的不同看法。



国内的大小媒体，海外的华文报纸，更是争相发表社论和通讯，评述 蛇口风波 的是非。

什么是 蛇口风波 呢？

1988 年 1 月 13 日晚，深圳蛇口招商大厦 9 层，一个普通会议室内，举行了一场 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 。

三位专家均为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的报告员，各自在关于青年教育的演说中成名，他们的名字分别是李燕杰、曲啸与彭清一。





这场座谈会由共青团蛇口区委负责人主持，近 70 名蛇口青年参加。会议没有中心议题，开始时，主持人请三位专家谈谈来特区的观感。



三人对深圳都寄予了极高的评价。如果没有意外，会议大概会在友好热烈的氛围中结束。

然而，此时，一位青年站起来问了一个问题：在内地、在北京，市民也好，青年也好，他们对深圳到底是什么印象？

曲啸回答： 在个别人的思想里，想到这里来干什么呢？淘金，挣钱，玩。真想到这里来创业的 凡在人群之中，必定有先进的、落后的、中间的。

有差异是正常的 就是在座的当中有没有淘金者呢 到这里创业，这是大多数，有没有淘金者？有

就是 淘金者 这个词，平地一声惊雷，引发了激烈的辩论。





坐在门口的一个青年质问： 你说来深圳的人有建设者创业者，也有淘金者，请解释清楚什么叫淘金者？



曲啸回答： 我说的淘金者不是为深圳特区的发展来创业，不是为了创业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为了个人利益到这里来，图这里生活好、工资收入高。

如果钱少了，生活又艰苦，就不肯来。我把这类人当作淘金者，特区不欢迎这样的淘金者。

这位青年不同意曲啸的观点，另一位青年干脆站起来反驳道：我们来深圳、蛇口为什么不能赚钱呢？淘金者赚钱，但没有触犯法律，无所谓对错

双方持续交锋，尺度越来越大。

一位青年尖锐地说： 三位老师的思想在蛇口是没有市场的。三位老师的演讲在内地有反响，在蛇口这地方就不一样。蛇口很多青年在独资公司，他们的利益不一样。

我对你们说这些话不怕，香港老板不会炒我的鱿鱼，在内地就不敢了，不敢畅所欲言，这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。





1990 年，外籍人士在海滨浴场玩沙滩排球



彭清一说：明天我就在大会上当着那么多的人讲你的话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明天你们市长都要去

于是，这位青年递上了自己的名片。

座谈会后第二天，一份题为《 蛇口座谈会 始末》的材料被写了出来，从深圳分送给中央和有关单位的领导。

《蛇口通讯报》连续发表三篇文章，将双方尖锐的态势呈现给世人。

一石激起千层浪，信息很快扩散到全国，连被南方青年直呼 沉闷 的北方也活络起来了。





《天津青年报》、《新观察》半月刊等媒体纷纷为蛇口青年站台。



随后，《人民日报》关于 蛇口风波 的讨论，在全国报刊中掀起了评论这场风波的热潮。

从 8 月到 11 月，全国几百家报刊纷纷就此发表文章，绝大多数都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改革，以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。甚至有的还提出了 应该有一个蛇口环境，一个使人免于恐惧的环境。





《人民日报》还披露蛇口招商局董事长袁庚对此事的评论：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，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因言治罪的事情。



从此，全国的青年吃了一颗定心丸，愈发坚决地奔赴深圳创业淘金。

与之相对比的是，前段时间，有条新闻惹人注目：网曝雪乡宰客，烤肠 15 元一根引游客吐槽。

为此，《黑龙江日报》发评论为雪乡鸣不平。





吃与不吃是游客的选择，本无可厚非，关键在于，作者最后这样说：除了喊冤，必要时，还得让喷子切身体会一下什么叫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。



在很多人眼里，南北的真正的差距在于思想意识。 投资不过山海关 之类的话，也广为传播。

北方官僚，南方自由，这样观点尘嚣日上，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固有成见，连带着认为南北经济的不同也是因为观念的区别。





但实际上，是改革开放以后，我国采取出口替代战略，国家宏观开放政策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。五个沿海特区和 14 个对外开放城市，基本奠定了沿海工业化与城镇化基础。



沿海开放城市最先成为承接国际产业和资本转移的地方。

到 1998 年，它们的 GDP 总量占全国的 17.74%，整个东部地区利用外资占全国的 85-90%。





2006 年， 十一五 规划纲要提出，要 形成以沿海及京广京哈线为纵轴，长江及陇海为横轴 的两横三纵城镇化发展格局。



此时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看，东西差距或许较大，但南北之间尚能维持平衡。

但 2008 年，金融危机后，国家采取多轮经济刺激，全面进行基建，再造房地产热潮。

以能源和原材料为主的北方工业本有优势，可惜过度刺激下，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越来越弱，也越来越不适应供给侧改革。





2011 年开始，以煤炭为主的大宗商品暴跌，依赖传统重工业和资源的北方经济受到重挫。



2013 年开始，东北城市的经济陷入寒冬，2018 年后，天津、山东相继失速，北方经济一蹶不振。到2018 年底，北方地区经济占比下降到 38.6%。

另一方面，投资、出口、消费是驱动经济的三驾马车。而北方却陷入投资的单一路径，出口赛道本就不如南方，消费上也落于人后。





今天，消费成了影响经济活动的最重要因素，哪里有更活跃的服务业，哪里才可能有更好的经济表现。



在全国夜间消费最活跃的 10 个城市中，南方城市占 9 席，北方城市仅北京上榜。

这就引申出一个问题，气候。

试想，北方天寒地冻的日子，连出趟门都举步维艰，哪有余力和心情来进行消费呢？







人类历史上，气候一直都是影响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。极热和极冷，都不利于人类的生存。在农耕时代，温带地区率先发展起来。

在过去，冷比热更容易驯服，王朝也多定居于中原和北方。科技革命后，空调被发明出来，热反而比冷更易解决了。

李光耀曾说，如果没有空调，新加坡就没有今天。

南方一年四季，基础设施建设都可以开工运转，而北方冬季气候寒冷且夜晚漫长，别说人了，就是机器，在零下几十度的环境里，也难以稳定运行。





东北的老铁从钢厂下岗了，搞搞副业，支个烧烤摊，也只能弄上大半年。武汉在钢厂失业的工人，就可以随心所欲摆上一整年无压力。



全世界的北方地区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，除了中国东北，美国五大湖区，德国鲁尔区，英国伦敦曼彻斯特等等，都沦为了工业铁锈带。

如果说还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交通了。

自大航海时代以来，海运已成全球贸易的最主要运输方式。

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促进会统计，按重量计算，海运贸易量占全球贸易总量的 90%；按商品价值计，则占贸易额的 70% 以上。

海运之所以有这样的地位，主要还是因为成本优势。而且，船舶可以运输超大、超重的物件，打破了尺寸、重量等方面的限制，汽车、火车和飞机根本不能相提并论。

入世后，南方的城市因为航运便利，迅速深度融入了全球产业链。





北方当然也有沿海港口，但却不如南方。



一来，因为气候原因，某些港口冬天会有冰冻期，船舶行驶困难，不能使用。

二来，世界海运主航道分布里，可以看到：主航道基本集中在南方港口，因为从东南沿海港口出发，能最快汇入全球主航道，距离更短，速度更快，成本也最低。

借助海运，南方城市还可以爆发一个技能，那就是江海联运。

长江干线形成了三大航运中心、5 个自由贸易区、22 个主要港口和 26 个水运开放口岸。





有黄金水道长江作为依托，不要说南京、武汉，就连川渝这样的西南大后方，都能驰骋万里，轻松度过万重山，通过上海这个出海口，涌入世界。



北方的黄河，由于泥沙大量堆积，下游河床高于地面，处处都是 地上河，通航条件非常差。

多重因素下来，北方就被扼住了咽喉。

南方的淘金故事仍在继续，而北方的节奏慢了一拍，但这绝不是人的原因，盲目地认为这是人的原因，就好像外国人一度固执地认为中国人创造力就是不够一样。

在十四五规划中，有这样的表述：优化国土空间布局，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。

从中央到地方，全国各地都在为南北差距着急。





2018 年 5 月，发改委原副主任在公开场合表示，南北经济差距太大，去年 南方 GDP 实现 52.5 万亿元，占全国总量的 61% 左右，是 1980 年以来占比最高的时期，相应的北方的占比下降到 39% 左右 。



在过去，经济重心的南移，既有市场自发的影响，也有行政力量的干预。如果真要协调发展，显然需要政府的布局。

一带一路 的倡议要尽快落实，新亚欧陆桥经济带建立起来后，将横贯东西，北方大陆的城市，郑州、西安、青岛、济南、兰州、乌鲁木齐会连接成一条线。

北方气候寒冷，但对云计算来说正适合，在东北地区、华北和西北地区，建设世界级的云计算中心，未尝不可。

今年中美对抗不断升级，新冠疫情肆虐全球，让世界都面临一场大变局。

对中国来说，粮食安全、能源安全以及战略装备等领域，显得尤为重要，这些正好是北方的优势。

北方城市的功绩不可磨灭，在过去的时代，东北构建了共和国打造钢铁躯干，西北是为大陆戍守边疆的咽喉，山西则为全国源源不断输送 工业粮食 。

他们共同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半边天。

现在，北方因为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，市场机制和体制改革相对滞后，承受了经济衰退的阵痛，我们也需要在全国一盘棋的思路下，思考问题的出路和解法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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